国学,百年沧桑到今天
老莲农  2011-05-07 1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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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对当代中国传统学术界影响极巨的两座高峰——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在同一天谢世。有评论者认为:“20世纪的学术余音从此不再绕梁。如今斯人已逝,那个时代最后的精气神也随之消散。”
 

国学,百年沧桑到今天
史幼波/文
 

季羡林先生作为一代东方学大师,其学术成就主要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吐火罗语研究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于“国学”而言,似无专攻;而任继愈先生在佛教哲学、先秦诸子哲学、宋明儒学上都有突出的成就,堪称中国当代宗教哲学的垫基者和集大成者。两位传统学术大师的辞世,引发了当下众多媒体的关注,纷纷以“缅怀国学大师”为题而大做文章,学术界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纪念浪潮。
 
在此之际,本文以此为由头,如实地回眸二十世纪国学的百年流变,梳理当代国学的源流,并对中国未来的国学研究和传播,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坐标。
 
近代国学之发端
 
1905年,因《苏报》案入狱两年、尚未出狱的章太炎先生,与刘师培、邓实、马叙伦等人一同创刊了《国粹学报》,此为中国近代“国学”泛起之先声。学报的定位,就是专门阐发国学之事故,弘扬国学之精义。
 
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第19期上给“国学”一词定义说:“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又云“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这对于二十世纪初那个西学东渐、国力羸弱、民族自信心丧失殆尽、文化转型前途未明的特殊历史时期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振聋发聩意义的文化宣言。
 
1906年9月,出狱后流亡海外的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日本创办了“国学讲习会”,义务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讲授国学。这是近代国学研究和传播机构的开端。“国学讲习会”在日本时期的学员包括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二十世纪名重一时的学术与文化大家。“国学讲习会”的科目分预科和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习会序》中写道:“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
 
由此看来,国学以中国之学问的独特方式,在国难之时强调国家主体,暂时搁置传统儒家“天下一家”大同思想,是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是抵御西方文化借强势侵袭东方传统的思想资源。章太炎和当时的国粹派,对此有着十分明确的表达。他们坚定地认为,国学之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国粹学报》第7期发表了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文中强调:“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兴废,且数度有异族统治中原的史实,但终其结果,却无一不是对“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的旁注。由此可见,章太炎等“国粹派”人士将文化传统看作一国之所以建立的源泉,实为当时大多人所未能意识到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头再看,更显示出其超越时代的高屋建瓴之文化眼光。
 
“整理国故”为20世纪上半叶的学界时尚
 
国粹派一开始就申辩,提倡国学并不是要阻碍“欧化”,而是指出文化的振兴需要中西互通,不可一味“醉心欧化”,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也不可“盲信己国”,依然以夷夏之辨的观念来看待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中国为本位,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
 
1911年,中华民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正式成立,但是,模仿西方政体而建立的国家元首制度,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社会繁荣,反而是新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碰撞激烈,国民道德面临整体的崩溃。在国粹派看来,通过提倡传统的伦理价值来重建社会道德系统,是一剂救世良药。而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看来,中国落后的根源,恰恰是在于落后的传统制度与文化观念,无法与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结构和制度相融合。他们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很不幸的是,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张勋的辫子军复辟,都是假借文化传统的力量来装饰自己的政治野心。这样的事实,导致了新文化运动最终以一种激烈得近乎偏执的反传统方式,轰轰烈烈地在全中国展开。
 
自章太炎创办“国学讲习会”之后,上世纪有关国学最重要的研究团体,当是二十年代出现的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但是,这两个官办背景的国学研究机构,最终却与章氏“国学讲习所”倡导的以国学精义来树立国人之魂,目的和结果都大有出入。
 
北大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研究所,同时,国学门也是在“整理国故”口号提出后,第一个以国学研究为范围而成立的学术团体。国学门所长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兼任,主任是章太炎的弟子沈兼士,委员包括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蒋梦麟、马衡、陈垣、沈尹默等硕学。国学门下面设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民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等分支机构。国内外一些大师被聘为国学门导师和通信员,如俄国梵文专家钢和泰、俄国西夏文专家伊凤阁、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卫礼贤、日本人田边尚雄等。北大国学门是一个开放的重视与国外汉学界交流的研究机构,显然这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胸襟有关。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到1929年结束历时四年。研究院主任为吴宓,讲师为考古学家李济,助教为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另外,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聘请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皆是名闻于世的国学大师,培养了王力、贺麟、张荫麟、吴其昌、姚明达、周传儒、徐中舒、姜亮夫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其影响力一直绵延到今天。
 
当时“整理国故”已成为学界时尚,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也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的。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看来,“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不愿意用“国粹”这个词,他特别强调国学的研究方法,即一种科学、系统的整理。不过,他所谓的系统整理,基调是整理已经“故去”、“死亡”的旧文化。他在1928年写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中,甚至把“整理国故”比喻成“打鬼”,他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
 
“整理国故”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具有“学术范式”意义的学术革命。1929年,以“古史辩”闻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盛赞说:“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智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但是,正因为胡适等人抱着以西学规范为标准的先入之见,才使得“整理国故”运动所造就的一批深入整理传统学术的国学大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国学大师反国学”的文化奇观。
 
为此,终身奉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先生,曾对此批评道:“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其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
 
新儒家的百年文化复兴运动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光,使另一类与其认识截然不同的、但同样有着深厚传统学术修养的学者们凸显了出来。他们与“整理国故”的立场不同,主张“掘发固有宝藏”而“善护其元气”,同时在对传统文化“掘发”、“护养”的基础上,去吸收、容纳西方文化。
 
1921年10月,刘伯明、柳诒徵、梅光迪、吴宓、胡先驌等南京大学诸教授,成立了学衡社,他们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着永恒的普世价值,为此展开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运动。学衡社的成立标志着新儒家阵营的初步集结。1922年1月,学衡社创办《学衡》月刊,吴宓为主编,以纯学术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国文化的精粹,同时也引发了新儒家哲学思辨的兴起。其后,南大渐渐成为中国现代儒学复兴运动的策源地和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国内外众多著名学者均来校讲学,其中包括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鼻祖杜威、英国逻辑实证大师罗素、印度诗哲泰戈尔等。
 
有关新儒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等,学术界各有说法,但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特征主要是融合宋明理学、陆王心学、佛教唯识学和西方生命哲学等,建立了“体用不二”、“心物平行”的心性本体论,适应科学与民主的新潮流,以创立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为第二阶段,在港台有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学术大师,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熊十力、梁漱溟等前辈援佛入儒的基础上,又重新引进康德的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建立起了以“良知”价值主体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的心性学说。从八十年代开始至今,则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他们与西方文明进行全面对话——在超越的层面上与西方宗教对话,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话,力图谋求人文价值与现代科技的平衡。
 
以学衡社为发端的新儒家,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风头占尽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论敌,注定不会与之争一时之长短,而是埋头于新儒家文化思想与理论的长远建设。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述》中,曾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历史上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有个笑话说:关帝庙、财神庙的香火很旺盛,有很多人去烧香。孔子有点牢骚。有个聪明人问孔子,你有关公的大刀吗?孔子说没有。又问:你有财神爷的钱吗?孔子说:也没有。那个人就说,你既没有关公的大刀,又没有财神爷的钱,那当然没有人理你,你何必发牢骚呢?”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儒家所倡导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就在百年沧桑淘尽了一批又一批风流人物、沉寂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风潮之后,新儒家的血脉道统却传承至今,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蕴酿产生了今天席卷整个华人世界的国学热潮。
 
今天,面对新的国学启蒙时代
 
我们把语境重新拉回到对当代国学的表述上来。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的确如此,就严格的学科意义来说,国学概念并不清晰,然而正如钱穆先生所云,国学“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总汇。
 
从孔孟老庄、先秦诸子百家,到后来中国化了的佛学、宋明理学,以及诗歌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传统艺术,乃至传统习俗等等,都是应该国学研究的范畴。从总的来说,儒、释、道三家学说应该是国学的主干,诸子百家乃至文艺杂学方术等,则统统是其枝叶。就主干而言,儒家更偏重于入世,化育社会伦理道德;道家则偏重出世,强调个人身心的修养;佛家则兼而有之,却更强调内在精神的修养。然而就社会安定和谐与人伦道德建设上来看,儒家学说历来都处于国学中的主导地位,以后也当如此。
 
如今,国学热潮席卷华人世界,从国家领导人频频使用的传统文化符号到主流媒体上学术明星们的闪亮登场,再到民间人士的国学推广与普及,以及读经运动的风起云涌,等等,都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在新世纪回归的这一大势。然而,就学术道统的传承而言,国学教育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大的断层,现状令人堪忧。老年一代已是岁月不在,所剩无几;中年一代虽居学界中坚,然成长于西学与国学冲撞的夹缝之中,是为精神指向最复杂混乱的一代;而青年一代从出生到成长,皆完全处于文化断层之中,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已形同陌路,若任其发展,则后果不言自明。
 
另外,海外新儒家的教育传承模式,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现代的学院教育模式来培养人才的,这样势必将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滞留在学院的学术框架和体系之内,难以产生真正能够经世致用、兴灭继绝的通家大儒。同时,西方式教育也容易使传统学术流于获利谋生的工具,无法完成陶铸圣贤君子的传统教育理想,很难做到将圣贤学问融会贯通于实际生活。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新儒家于古圣先贤之道统和法统,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脱节。
 
就这一点而言,新儒家中的顶级人物有清醒的认识,也曾作过一番努力。比如1939年,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曾于四川乐山乌尤山下创办复性书院,就是想回归传统古典式的书院教育,不纳入国民体制教育,以儒家六艺为学、复性为本。然而时局艰难,风云变幻,复性书院“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的理想,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告夭折了。而1950年,钱穆、张晓峰等人于香港创建新亚书院,“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世界幸福谋前途”, 新亚书院的命运比复性书院好多了,一度被新儒家们视为“中国儒学复兴的基地”。然而1964年,香港当局采用联邦制将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改为一元化集权体制后,教育体制一味仿效香港大学。从此,新亚书院继承“宋明书院讲学精神”的宗旨,也就在现代西式教育体制下渐渐变味了。
 
如今,中国大陆的各类官办与民间的书院,也纷纷应运而生,但是,能继承儒家传统书院讲学精神的,实属凤毛麟角。也许,当代风起云涌的国学热潮,恰恰凸现出来的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语境。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解决好吾人的身心性命,进而齐家治国,重建社会理性,推动社会进步,最终构建和谐社会与人生?——已经积弱了近两百年的中华民族,正走到一个传统文化回归的关键时期,需要少一点喧哗与浮躁,多一点踏实与诚恳。这才是面对这个新的国学启蒙时代的常识与态度。
 
(本文发表于2009年的《门里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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